关于有计划秦汉史和“《史记》学”的东谈主而言冲田杏梨种子，位于韩城市南10千米芝川镇南门外、梁山东麓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墓和祠，无疑是一方圣地。司马迁的墓祠，背靠峻拔的山体，鸟瞰魁伟的黄河，满目树木苍翠，尽得世界风水之盛。由山下广博的“太史公广场”运转，拾级而上，牌楼、山门、祠门、献殿、寝殿、松柏环绕的墓冢，绝难一见在目；飘溢着敬仰之情的匾额题记，扑面而来：清光绪十二年（1886）“汉太史司马祠”的木牌楼额书，清康熙十年（1677）“峻岭仰止”的木牌楼额书，祠门之上“太史祠”额书，分外贯注，献殿之前成列有序的历代重修碑记和歌咏碑刻——呈现东谈主望凝华之重。

太史公广场的司马迁铜像

“峻岭仰止”木牌楼  刘玉虎照相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述，堪称“更难仆数”“星罗棋布”；受东谈主阐扬的历史学家，前后衬映，东谈主数繁密。关联词，就坟场规格之高、看望者东谈主数之众而言，太史公司马迁茕居首领！

“班马异同”的起因：

班固对司马迁的品评激发的复兴

班固也曾从政事立场和珍重“汉家正宗”的不雅点开赴，对司马迁与《史记》有严厉品评：“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好事，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汉书·叙传下》）班固还也曾从学术尺度有偏差的角度，责骂司马迁：“哀悼颇谬于圣东谈主。论大路，则先黄老尔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不出丑出，班固对司马迁的品评，既波及体例问题，更贯注于“想想”与“立场”。有的言辞，卓著热烈和暴虐，致使有“周纳陷害”入东谈主以罪的嫌疑。比方说，班固责骂司马迁将汉王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是在批判司马迁镌汰了汉王朝的历史地位。作念小动作，司马迁写的是“通史”著述，只不错纪年为序来安排各个王朝的位置。也等于只可按照“由古而今”的法则来记述历史。汉王朝是司马迁靠近的王朝体系中最为“晚出”的历史阶段，他把汉王朝的历史安排在秦王朝和楚霸王项羽之自后书写，是十足严容庄容的——纪年齿事辛劳。而班固却不吝使用带有政事重压的谈话，对司马迁张开如斯冷凌弃的批判，真的令东谈主齿寒与惋惜！司马迁生涯在西汉，班固生涯在东汉，班固以晚辈的身份如斯责骂和批判先哲，那么，生涯在班固之后的学者，当然就要经过我方的对比和有计划来判断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是否不错诞生。就此而论，“班马异同”争论的肇端者，等于班固本东谈主。

班固像

由于班固对司马迁的品评，波及他们两位在历史不雅和著述方针上的诸多不同，因此，“班马异同”之争，延续到了现代，就带有“想想史”有计划的昭着色调。从而使得这个内涵成为盘考的精华之方位。

“班马异同”的外延：

“通史”与“断代史”体例高下之争

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著述”，班固为主要撰著东谈主所完成的《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著述”。要分析和比较两位伟大历史学家的“异同”和“优劣”，从汗青体例起初张开盘考，当然就成为一个很遑急的有计划形态。

《史记集解》书影

后世学者，偏巧有可贵“通史体”与褒奖“断代体”的两种学术路数的存在，于是，司马迁和班固所草创的汗青体例谁高谁低，也就成了无法获得共鸣的议题。

宋元之际的史学评论家郑樵，在所著《通志·总序》中，蚁合敷陈了史学的“和会”之义。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勤勉反对断代为书， 以为历史犹如长江、黄河延绵束缚，如飞舞代为书将形成“周秦不相因，古今成停止”的气象。从这一基本不雅点开赴，他在评价《史记》《汉书》的进程中， 显然阐扬出尊马抑班、提倡通史而藐视断代史的想想倾向。郑樵责骂班固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致使于说到，淌若要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如龙之于猪”。郑樵带着主不雅偏见来贬低班固和《汉书》，固然是不公平的。

而唐代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是推重断代史体例的，是以，他关于班固的《汉书》，褒奖有加：“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简易，事甚该密冲田杏梨种子，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谈。”（《史通·六家》）

《汉书》书影

平实而论，两种汗青体例，非论是通史，如故断代史，都各有其优点。两种不同的著史体例，都应得到尊重。司马迁以“通史”的视角，把黄帝到汉武帝期间的历史作念了天才的梳理与记述；班固沿用了司马迁的“纪传体”的体例而“断汉一代为史”，推出了第一部“断代史”，后世史家援为楷模，累代继作，遂有“二十四史”的“正史”体系色泽传世。就此而言，司马迁与班固，于中华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皆有大功。时于当天，淌若有谁还试图从“通史体”和“断代史体”的对比来作念“班马异同”的盘考，不免不够通晓。

“班马异同”的精微：

以翰墨对勘比较撰著才调的高下

这种对比角度的出现，有其极端的内涵：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在记事范围上，有一个“重复时分”——这等于从西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期间。相似的历史阶段，波及相似的东谈主物群体、相似的政局演变，《史记》和《汉书》都有记录，谛视的角度和重心有变化，记事的翰墨有异同，其中寄寓的史家不雅点也有相反。对比和玩味其中的相反，岂不是“班马异同”有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自古及今，都有学东谈主在作念着这么的责任——以翰墨对勘的形态来比较司马迁与班固的异同与高下。值得嘉赞的是：明代学东谈主许相卿完成了一部功力深厚的著述《史汉方驾》，将《史记》和《汉书》探求记事的本体，依据翰墨的异同而成列为一书。具体的“排版形态”是：两布告事翰墨十足探求的，以大字居中成列，两书翰墨凡有不同者，则以小字分行夹注的形态傍边成列，《史记》的翰墨居右，《汉书》的翰墨居左。如斯“排版”，把两书的异同，以最为直不雅的形态，呈现出来了，有“一目了然”的为止。真的难为了作家的一派苦心！书名中的“方驾”，寓意为“并驾皆驱”，暗示作家不存主不雅的挑剔。这是很好的治史立场。

《汉书》写稿在后，固然对《史记》的翰墨有模仿、有给与、有改写。但凡改写的本体，当然是班固刻意要抒发的与司马迁之不同。按照常见旧例，著述应该是后出者转胜，关联词，也不尽然。后世的有计划者发现，班固所修改的翰墨，与司马迁的原文比拟较，有一部分反而不足原作精彩——固然，这里存在着见仁见智的问题。

以原作的翰墨对勘，来比较司马迁和班固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异同高下，这是一个何等精微而富挑升趣的有计划角度！

“班马异同”的盘考，是“《史记》学”的构成部分，历经约莫两千年的知无不言，在历史学界也并未达成十足一致的共鸣。这与问题的复杂性有关，也与有计划者的立场和谛视问题的角度不同有关。固然，学界的主流倡导，如故客不雅存在的。

现代国外新儒学的代表性学者徐复不雅先生，以其利害的目光和笔锋，著有《史汉比较有计划之一例》的长文，对《史》《汉》两书的体例和翰墨逐一列目比较，使东谈主们在全面比较中省略明晰地看出司马迁、班固不同的道理和不同的作风。他对两书的翰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得出了如下论断：

史公的体裁疏朗放诞，富于变化，词句的构成较为圆满，篇章的结构萍踪分明，照看周详；而班氏的体裁较为质重简朴，穷乏变化，结构的萍踪不甚分明，翰墨较《史记》为古奥。在叙事上，史公较精准而能尽量保存历史形象无邪的原貌；而班氏渐流于隐约，对东谈主物渐流于概括化，但《汉书》中有的传也写得很绵密。

韩国粹者朴宰雨有《〈史记〉〈汉书〉比较有计划》一书，不错视为现代学者有计划这个问题的代表作。我列出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史》《汉》所裸露作家之精神倾向”的目次如下：

一、《史记》变通古今与《汉书》尊显汉室

二、《史记》兼尊儒谈与《汉书》独崇儒术

三、《史记》兼顾民间与《汉书》倾朝表层

四、《史记》情谊移入与《汉书》不失客不雅

这四个“目”，把现代学东谈主“班马异同”有计划在想想与审好意思方面的重心问题，都强调出来了。

学术界对“班马异同”的争论还会不竭下去，司马迁与班固的高下对比，也会不竭存在，关联词，在学术盘考除外，就一般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司马迁的居高之势，却早仍是是可想而知的事实。我站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墓前，目击墓祠当然景不雅和东谈主文景不雅之盛，这个嗅觉，油干系词生。

我也曾于1982年和2015年两次到访位于扶风县的班固墓。班固，行动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坟场，就在野外之地的农田之中，莫得任何保护性秩序，更不见有何风水优越可言，也不见后世文东谈主骚客前来凭吊的歌咏碑记，普平凡通，宛如一位寻常农夫的归宿之地。特等是回忆起第一次推己及人的情况，淌若不是有东谈主评释，我险些无法坚信，千里寂在这里的一抔黄土，果然等于名震士林的班固之墓！我也曾为班固坟场的荒凉而颓落，为社会对历史学家的渐忘而不服；而刻下，在我第二次看望太史义冢祠的时间，我霎时预见的一个问题是：司马迁和班固，相似是影响深刻的历史学家，但从坟场的规格高下迥异、东谈主望的多寡悬殊而言，两者对比，不成以等量皆不雅！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安在？是我那时在勉力想考的一个问题。有两个谜底，浮刻下我的脑海中：

班固墓

其一，司马迁方正进言而被下狱惨遭“腐刑”的遭受，容易激发东谈主们的体贴之心，由“代鸣不服”发展到阐扬和敬仰。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进程中，不幸遭受了“李陵之祸”。天汉三年（前98），勇将李陵出击匈奴，兵败降敌的音书传来，在都城长安立即形成精深的政事冲击波。在野廷大臣对李陵一派痛诋的声浪之中，司马迁却提倡了不同的倡导。司马迁以为李陵“常想冲锋陷阵以徇国度之急”，可贵他是“奇士”，“有国士之风”，“虽古名将不外也”。

莫得预见的是，汉武帝勃然愤怒，给司马迁强加上漫骂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游说两项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审案的官员，又给他罗织了“诬上”的罪名。为止他惨遭宫刑，关于司马迁而言，除掉生理上的阉割剧痛除外，愈加难以承受的是热枕上的虐待糟塌。

他不啻一次地预见罢了我方的生命，关联词，预见拜托了我方东谈主生追求的历史巨著草创未就，决意“忍耐苟活”以完成我方的著述。“埽除之隶”司马迁把生命的系数活力，都干预到创作之中。勤勉著书数年，《史记》是他奔涌的生命、大喊的灵魂，是他的理念操守、精神拜托。

司马迁直言得罪、惨遭腐刑的资格，借助于他痛切陈词的《报任安书》广为东谈主知。但凡读过这篇私东谈主通讯的东谈主，都会对司马迁油干系词生体贴和敬意。这种浓烈的情谊，经过积淀和改动，就会成为对司马迁的敬仰。

班固的身世，也有足以令东谈主扼腕叹气之处。他降生于世为官宦的家庭。汉明帝时，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战胜编辑国史，“潜精研想二十余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一百篇。

章帝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不雅召集名儒盘考五经同异，并切身裁决。其规划是促进儒家想想与谶纬神学邃密统一，加强儒家想想在精神边界的总揽地位。在此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战胜把盘考为止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大将军窦宪北征匈奴大加传诵。

《白虎通义》书影

从以上配景来看，班固在官场上的地位，所参与政务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司马迁之上。永元四年（92），窦宪因专权险诈致使汉和帝决定诛灭窦氏，班固受其遭灾而免官。后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坐牢，死在狱中，享年61岁。班固的结局，就“命丧牢狱”而言，似乎比司马迁还要灾荒。关联词，后东谈主对班固的遭受却莫得对司马迁那样的体贴。原因在于班固行动窦宪怨家而被措置，确凿是“理所固然”。

其二，司马迁的“民间立场”和批判精神，比起班固的“正宗立场”，更容易激发东谈主们的敬佩之心。

班固尽管对司马迁的学术想想有所品评，但对《史记》的“实录”精神却是可贵备至：“善序根由，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好意思，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论东谈主论史，保抓了更多个东谈主的判断，不肯意让历史之学沦为政事的隶属，况兼致力于以历史抒发对政事的批判。司马迁的这种追求，这种田地，为他赢得了后世的尊重。太史义冢祠所享受的高规格，等于他被后东谈主尊重的死字体现。而班固在过度参与政事的配景之下，他采选的以“历史学”职业于实际政事的旅途，无法赢得后世的尊重。

站在司马迁墓祠前，目击司马迁死后盛誉的各样体现，梦想班固墓葬千里寂的境况，两相对比，出入悬殊。抚今想昔，深有所得！

（作家：孙家洲）

（本文摘自《出入龙门：晋陕黄河右岸的历史与东谈主文》［增订本］，王子今、高从宜、孙家洲、桂维民、张占民著，西北大学出书社2023年5月出书）

冲田杏梨种子